中科白癜风医院微博 http://www.txbyjgh.com/
《伤寒》以方名证，是古人长期医疗经验的总结，也是经方发展的特点。随着临床经方治病经验的不断积累，我们就会越来越感悟到经方的无穷魅力。
第一次跟随胡希恕先生抄方，见其一上午诊治30人许，他诊完后常叮嘱：“此患者用大柴胡汤合桂枝茯苓丸；这个病人用五苓散……”因熟悉了用经络脏腑辨证，感到胡老治病奇特，贸然问之：“老师，您怎么不辨证啊？”已显疲惫的胡老微微一笑：“慢慢给您讲吧！”听胡老星期天讲授经方知识，才启开认识方证之门，渐渐意识到中医还存在经方医学体系。不过几经春秋，仍感对方证认识浮浅，还须进行深入探讨，今出示不成熟的看法，望与同道共切磋。
方证是《伤寒杂病论》的基本构成
历代皆重视《伤寒杂病论》(以下简称《伤寒》)的方证研究，是因书中出现了方证概念，其主要内容以方名证，如桂枝证（第３４条）（赵开美本以下同）、柴胡证（第１０４条）等名称，是以方名证的范例。《伤寒》主要构成内容是“证以方名，名由证立，有一证必有一方，有是证必有是方，方证一体”的诸多方证，是论述某方剂的适应证即某方证，如桂枝汤方证、麻黄汤方证、承气汤方证等。
凡读过《伤寒》的人都清楚，它的主要内容是２60多个方剂和其适应证，故有人把仲景书以方类证述其概要，如柯韵伯的《伤寒论注》、吉益东洞的《类聚方》、胡希恕的《经方传真》等，把《伤寒》书中有关每一方证集中在一起，考证体悟每一方证，以便于进一步认识和临床运用其方证治病。《伤寒》以方名证的形成，是古人长期医疗经验的总结，是经方发展的特点，也即构成《伤寒》的主要内容和理论体系的特点。
方证概念不但见于《伤寒》，而且还见于《汤液经法》(简称《汤液》)、《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可见其起源在《伤寒》之前。通过仔细读《伤寒》和考证可知，方证不但是《伤寒》成书的基础，而且是《伤寒》理论的形成基础，是经方医学理论的基础。
方证的积累发展产生了六经辨证
由《本经》可知，古人先用单味药治病，即积累了单方方证经验，渐渐认识到，有些病需要二味、三味……组成方剂治疗，这样逐渐积累了用什么复方，治疗什么证，即复方方证经验，反映这一发展历程者即《汤液》。该书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记载，证明汉前确有此书，并简述了经方医学特点：“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更进一步说明，经方的复方亦是用药物的寒热温凉，治疗疾病的寒热虚实，并明确了据疾病症状反应在表还是在里的不同，治用不同的方法，使疾病治愈。这里的基本理论即沿用八纲，是与《本经》一脉相承。
对于《伤寒》六经的来源，历来存有争议，李心机教授指出：“尽管业内的人士都在说着《伤寒论》，但是未必都认真地读过和读懂《伤寒论》。这是因为《伤寒论》研究史上的误读传统”，是评述以《内经》释《伤寒》、认为张仲景根据《内经》撰成《伤寒》、《伤寒》的六经来自于《内经》的错误认识。
实际经方的六经来自用方证治病的经验总结，即方证的不断积累、不断丰富及分类，孕育着六经辨证理论的形成，经方的六经并非出自《内经》。伤寒》是由古代的方证发展而来，即其主要内容，是经由《本经》的单方证，发展到《汤液》的复方方证，又发展到《伤寒》的复方方证，而发展为六经辨证。胡希恕先生通过长期研究《伤寒》，根据提纲及全书内容，以“始终理会”的方法研究经方理论，率先提出：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伤寒》的六经来自八纲。
方证的科学内涵
评价一门医学理论是否科学，主要看其理论是否能正确指导临床，是否疗效确切，而经方、《伤寒》的科学性为世界共认，应当指出的是，其中的方证是决定疗效的关键。有人怀疑中医不科学，经方的方证不过是经验之方而已，不具科学性，其主要原因是对中医，尤其是经方发展史缺乏认识，对经方理论缺乏认识，这里首先要解读方证的科学内涵。
1．方证本八纲之理：方证体现了八纲辨证，从《本经》和《汤液》及《伤寒》看，可知经方的每一方证，不同于一般的方剂，它既代表了该方药物的组成，亦包括了该方的适应证候。更值得注意的是，标明方药功用性能者为“本草石之寒温”，即以八纲为基础理论，标明证候特点者为“量疾病的浅深”，亦以八纲为理论。经方实践者通过临床反复观察，把有效方证记录下来，每一个方证都是经过几代、几十代反复实践、反复验证取得的经验总结，其科学性通过了历史的考验。可知方证之方，是经历史考验之方，证是经历史考证之证，方证既涵方药，亦涵相适应的证，既有理，亦有法。
对“法”的概念，胡希恕先生解释到：“所谓法者，别阴阳、明六经、辨证辨脉、适宜的制裁方药之谓”。由此可知方证对应本身即是特有的理论，且有深刻的科学内涵。这里说明了方证即涵方证对应、方证相应、方证相对之理。
2．方证是辨证的尖端：学习《伤寒》的主要功夫，重在掌握各个方证，后世许多经方家对此皆有论述，如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因此，辨方证是六经辨证、八纲辨证的继续，是更具体、更进一步的辨证，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辨方证是否正确。
方证相应是临床治病取效的前提，故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把辨方证称之为最高一层、最精尖辨证，把辨方证称之为辨证的尖端，并指出家传秘方亦属辨方证，谓：“众所周知，农村常有以家藏秘方专治某病者，虽于辨证论治毫无所知，但于其秘方的应用，确心中有数(掌握适应证)因而往往有验。不过读者于此必须注意，凡是有验方剂，无论用者知与不知，若分析其主治（即方证），则均属六经八纲的细目，这是可以断言的。”辨方证的科学性、学术价值，不但为遵用方证理论者所证实，而且也为不遵用其理论者所反证。
如日本的“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震惊日本，耐人寻味，汉方研究者栗岛行春指出：“让慢性肝炎、肝硬化等患者长期服用小柴胡汤，发生间质性肺炎、死亡，是由一个追求名利的医师发表论文开始的……是不学习中医理论，只用西医的病名来决定处方的结果，是研究失败的根本，而把责任诿过于小柴胡汤有副作用，是错上加错。”更强调了“让没有了小柴胡汤方证的患者，长期服用小柴胡汤”是造成间质性肺炎的根本原因。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是不辨方证，以血的教训说明了辨方证的重要性、科学性。
方证对应不是对号入座
方证对应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它不但包含了方药与证对应，还内涵了药量与病情对应，还内涵了煎服法与病情对应。药与证对应：仲景书的特点是以方名证，如桂枝汤加减的方证有36个，其他方证用桂枝者40个，书中不用“桂枝汤加减”，而特各起方名，意在方证对应。药量与病情对应：对方证对应的理解，还要认识到，不仅是药味与症状相应，还包含了药量与病情的严格对应。
近日治愈一则痹证值得深思：患者刘某，男，65岁，年11月13日初诊：双膝关节痛，左膝为重，无四逆，口中和，无汗出，多年耳鸣，大便日2行，苔白根腻，脉细弦。六经辨证为少阴太阴合病，辨方证为桂枝加苓术附汤方证，初诊川附子用10克，服一周未见变化，二诊川附子用15克，服一周仍未见变化；三诊增川附子18克、四诊增川附子为25克，皆无明显变化，当五诊川附子用30克时，则关节痛全然消失。
类似治验在临床屡见不鲜，实际历代前辈有深刻体会，此在《伤寒论》亦有详细说明。如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的药味组成是相同的，但却称谓两个不同的方名，这是因其适应证的不同，(见第条：“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用药：甘草(炙)，二两干姜一两半，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一枚；第条：“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用药：甘草(炙)，二两，干姜三两，强人可四两，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大者一枚)。
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的药味组成是相同的，但通脉四逆汤比四逆汤病情更重，即更虚寒，故附子、干姜用量皆大。煎服法与病情对应：《伤寒》有很多煎服法说明，体现了方证对应丰富的科学内涵，如桂枝汤的煎服法：“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歠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
如此详细的煎服法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很显然是在标明，临床根据症状辨明了桂枝汤方证，但适应的剂量必须恰到好处，服多服少都不能愈病，《伤寒》中有多条论述，如20条：“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第25条：“服桂枝汤，大汗出”；第26条：“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更值得注意的是，论中的桂枝加桂汤方证、桂枝去芍药汤方证、桂枝加芍药汤方证、桂枝麻黄各半汤方证……都是在反复讲述方与证对应，方证对应不仅指方药的组成，更强调药量与病情的对应。
笔者曾治一女孩，因感寒而发热喘咳，脉浮，苔白，初投小青龙汤加杏仁两剂，热平，咳减，但喘仍作，小便甚少。二诊见原方已效，乃加茯苓利水，服后病不减而尿仍少。三诊，前方去麻黄续服，喘咳止，小便亦畅；
岳美中治一妇女，慢性肾炎，血尿、尿频、腰痛，投猪苓汤三剂而愈。月余，病又复发，因虑其虚，增入山药一味，病反转重，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后病再复发，又增海金沙一味，竟又不效，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于此获得更大启发，正如《沈括良方·自序》所说：药之单用为易知，药之复用为难知。世之处方者，以一药为不足，又以众药益之，殊不知药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可知方有常方，法无常法，在辨证论治基础上，执一法不如守一方”。
是说辨方证一定要准确，加减用药也要像桂枝加桂汤那样要对证，而不是对症、对病。以上可知，方证是由方药和证候以八纲为基础对应的理念，它起源于神农时代，方证的积累丰富，至汉代产生了六经辨证，形成了完整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以是可知，所谓经方，是以方证理论治病的医药学体系。
经方辨证主要根据症状反应，六经辨证论治的实质，胡希恕先生归纳明确为“于患病人体一般的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而适应整体，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具体诊治方法是：先辨八纲、六经，继辨方证，求得方证对应治愈疾病，即方证和方证对应是经方的主要理论组成之一。
以上是对经方方证的肤浅认识，由于历史上诸多原因，对经方的方证和方证对应及诸多理论的认识尚未完善明了，有待同道共同切磋，有待进一步学习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