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孝义县委建立之后，组织的发展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光辉的道路。大致可以分为建党、发展、反顽固、隐蔽精干、恢复这样几个阶段。由于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广大党员坚定地带领群众坚持斗争，不论是在民族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中，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党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县委建立到一九三八年春，是建党和开辟工作阶段。
这段时间，开始县区政权是阎锡山的旧政权，县城和平川地区又被日军占领，为了更有利于抗日救亡，更广泛地发动各阶层人民，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党的活动不能公开进行，只能以八路军工作团和牺盟会等群众组织的身份出现。一九三八年一月，傅立民同志调任孝义民主抗日政府县长，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政策便通过傅立民同志的合法身份施行。根据县委的指示，傅立民同志抓了这样几件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由牺盟协助员冯全英和田金云出面组建了孝义牺盟工作队，从事宣传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的工作。工作队二十多人，最小的九岁，大的也只有十几岁。他们运用演讲、歌唱，把党的主张、政策宣传到山村、部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以后就改成了文艺宣传队。为了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按照县委的指示，傅立民又把他们送到驻申家庄一一五师去学习了近两个月，八月份回来就正式更名为孝义“战斗剧社”。“剧社”可以移植大戏，也可以自编自演，把现实斗争再现到舞台艺术中，鼓舞和推动孝义人民的支前参军、抗日救亡的工作，在孝义战斗的一年多时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剧社”发展了党员，建立了支部，指导员沈以同志既是孩子们的师长，又是他们政治上的导师，因此，这些孩子们很快都成长为党的好干部。这年夏天，傅立民同志又按县委的指示，办起了“孝义战斗报社”，由田曼青同志主编的“战斗报”文图并茂，生动活泼地宣传了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孝义人民的爱国壮举，是县委的号角，是人民的呼声。每期发行八百多份，甚至远到南洋地方，影响颇深，在当时的第二战区被评为第一份报纸。为了顾全统一战线大局，不使“战斗”刺伤阎锡山，后来傅立民同志又指示将报纸先后更名“孝义人报”“孝义孩子报”，因此能够坚持发行一年多时间。六月以后，傅立民同志又根据县委的指示招收二百多名知识青年办起了“孝义县民族革命初级大校”（简称“民大”）。办“民大”是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对干部的需求。“民大”由政府拨款，傅立民同志任校长，常常到校讲话、做形势报告。县委梁占祥同志亲自去学校发展党员，学校很快就建立了秘密支部。“民大”前后举办四个多月，学界名人杨亮忱等均在“民大”任职任教，一一五师民运部还派樊鹏飞和郭少川同志担任指导员，因此，学员不仅从课堂上、书本里学到了文化、理论和军事知识，而且在军事训练、上街宣传、行军拉练中学到了实践本领。年底结业，这些学员被分配到牺盟会、青救会、妇救会、区政府、游击队及抗战学校工作，成了各单位的骨干。七月，傅立民又组建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一一孝义县政府游击队，兼队长。后来发展成了一个总队，包括三个中队，四百多人。副总队长尹娴邪、指导员李承武、范杰良、张立长等共产党员都成了我党我军出色的干部和指挥员。傅立民同志也被吸收参加了共产党。这期间，傅立民同志根据党的安排利用自己的县长身份，在牺盟会的配合下，按照县委的意图，改造了各区村旧政权，五个区长、三十六个行政村长陆续换成了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这就为党的大发展和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准备了良好的组织条件。
三八年二月孝义县城失守之后，兑九峪一度时期成了孝义的抗战中心。县政府、各机关、各群众组织都驻在这里。每逢节日，如五一节、七七抗战一周年、“八一三”上海抗战一周年、“九一八”纪念日，党政军各界便在这里召开大会，一一五师的首长肖华、潘振武等发表演说，介绍全国抗战形势，利用文艺演出，开展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八路军午城对日作战，汾离公路伏击日军胜利后，孝义地方和部队都在这里或部队驻地召开祝捷大会，有力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战信心。
三八年五月，北方局杨尚昆率晋西南区党委驻到西部张家庄后，又在禅房头办起了党校，先后举办“半月班”“一月班”“三月班”，杨尚昆、林枫同志亲自讲课轮训晋西南各县的党员、干部。孝义的党组织得益最大，参加学习的党员和干部到达数百人。区党委的领导林枫、王达成、龚子荣等同志亲自参加孝义县委召开的会议，具体指导工作。所有这些，对孝义党组织的建设，都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孝义县委和汾阳县委合并为汾孝中心县委，直接受晋西南区党委领导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晋西事变开始，是孝义党组织的大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先后换了两任县委书记，一九三八年是赵家声同志，一九三九年二月以后是甘一飞同志。而在党的建设上，可以说是抓了发展党组织和巩固党组织两件大事。这时的各级党组织已基本处于半公开状态。党的发展不仅可以通过普遍建立支部，由支部直接吸收进步分子入党；而且继续通过各群众组织培养选拨，在实际工作中考验吸收。这样，不仅巩固和壮大了各群众组织，而且大大发展了党的队伍。县委的意图就通过这些组织中党员的带头和影响作用加以引导和贯彻。一九三八年七月上旬成立的农教会，先后任秘书的王茂草、卫良性等均是共产党员。他们把党的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合理负担的主张贯彻到广大会员之中，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多打粮，多贡献，解决了驻在孝义境内的一万余干部战士的吃穿供给，所以指战员们激动地说：是英雄的孝义父老养育了我们。孝义青救会秘书开始是姚守忠同志，后来调离。一九三九年三月在二区白家庄召开全县代表大会，选举了王子玉同志任秘书，他们也都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全县动员青年参军的工作和广大青年踊跃参加自卫队，站岗放哨、反奸防特、转送情报等工作做得十分出色。这年九月，按区党委指示，县委布置突击一个月，扩军五百名。由于全党动手、青年带头，很快就完成了任务。正因为如此，抗战初期，孝义县先后有一万余青年走上了抗日前线。孝义妇救会秘书开始是共产党员冯全英同志，全英调任县委妇委干事后，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在王才堡召开的妇女代表会上，从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大局团结更多的人抗战这点出发，选举了当时还不是党员，其父是开明绅士而积极拥护抗日的马俊之同志担任了妇救会秘书。成员中除冯改灵、王玉芝、李桂梅是党员，陈国瑾同志也很快成了共产党员。从三八年春到三九年底通过妇女干部培养和发展的女党员有五百多名。举办区村妇女干部训练班是发展党员的最好时机。因为选送到训练班的妇女干部一般都是经过教育有了一定的觉悟，再经过训练教育考查培养后吸收入党，质量较高，绝大多数都能起先锋模范作用。妇救会干部每次下乡工作，都要在农村吸取一些女党员或是培养一些发展对象，其中大多数是区村干部家属、抗日军人家属及村妇救会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为了教育党员能够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由区委或县委妇女干事负责，多次举办小型妇女党员训练班，三、五人，七、八人不等，一般以村为单位，按党小组分批训练。训练的内容是“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纪律、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为什么党员要严守秘密”、“怎样当一个党小组长”等等。经过训练的党员能团结群众，起模范作用。正因为共产党员在妇女中发挥了柱石作用，所以孝义妇女在支援前线、为部队制作军鞋、军衣、救护伤员等工作中表现非常出色。总之，由于县委在抗战工作中狠抓了党的建设和发展，到一九三九年底全县党员人数达到两千余人。因此在各项工作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当时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孝义县享有“抗日模范县”的盛誉。青救会秘书姚守忠和妇救会青年委员王玉芝还因此而参加了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这是孝义人民的光荣，是对孝义党领导人民积极支前抗日的极大鼓舞。
晋西事变前夕，县委主要抓了巩固组织、防止突然事变的教育等工作。首先，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县委向全县党政军民部署了抗日反投降的斗争，进行防止突然事变的形势与任务教育；对于公道团、敌工团的反共投降阴谋无情揭露，并派党员掌握公道团的领导，让党员参加敌工团村组织，了解和监视其活动，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对于党员和党组织，首先加强了教育和巩固工作，使党支部成为坚持抗日反投降斗争的堡垒。县委领导同志分头下到各区支部对党员进行教育，指导支部工作。并在县委驻地刘家庄、刘家沿、王义庄、贺家庄等地举办支书、支委和小组长训练班，由书记甘一飞、组织部长杨定成同志讲课。重点讲形势和任务，讲抗日反顽固防止突然事变，讲发展党员和党员的气节以及守纪律、保守秘密的重要意义。先后分别训练了区委委员、支委、小组长以上干部近二百名党员，提高了党员、干部的觉悟和工作能力，巩固发展了党的组织。
同时，建立县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加强对县政府游击队党支部的领导，加强自卫队的训练工作，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县委领导的孝义游击四大队，大队长晏显陞，政委甘一飞，晋西事变发生时，发展到二百多人。在县委建立游击队时，各区区委也放手组织区游击队。为抗日反顽斗争做好了准备。
三、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晋西事变发生，到一九四〇年十月，县委的任务是领导党员和群众开展反顽斗争。
从三九年七月至四〇年十月日军杀害我党员、干部及无辜群众一百二十六人、烧毁民房无数，阎顽军杀害我党员、干部二十七人，抓捕三十九人。孝义处于日伪阎顽的夹击之中。孝义县委遵照上级指示，一方面实行精干政策，撤出难以存身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扩军扩充部队，一方面掩护护送区党委机关数百人，乡吉地区代表十多人和洪赵地区数百人到晋西北或化装经敌占区转移到晋东南工作。由于县委早有思想准备，开始群众斗争了县公道团团长石鸣皋、五区己斗争了敌工团长赵××。
我主力转移后，县委书记甘一飞率领四大队、傅立民县长率领政府游击队遵照区党委的指示，撤到山区活动，坚持游击战争。随之先后在王义庄、郭家掌召开反顽固群众大会，分别镇压了几名反共顽固分子。
这时，县委感到没有武装就不能存在和工作，于是决定各区放手组织区游击队，建立村秘密游击小组，坚决打击顽固分子。一九四〇年春在孝义进行了一次扩军，动员战士两千人左右，充实了洪赵总队、决死队三团和五、六团，建立了九个游击队。
一九四〇年五月，县委转移到汾阳县向阳镇、前庄、后庄、上林舍、郝家庄、冯家山底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并继续在孝义进行小型武装活动，撤离红了的积极分子，部署党的秘密工作。十月，甘一飞和解学恭同志带一个连在孝义四区活动给群众讲明我军要撤到汾离公路以北，并安置了群众如何对阎顽斗争问题，武高、成克、仝云、贾平同志把孝义南区指挥部也撤至孝义一区、汾阳二区、平介一带打游击，并做孝义地下党的安排工作。这个时期的斗争是残酷的，由于县委事前有准备，党员有觉悟，因此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
四、从一九四〇年秋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军投降，孝义的党组织由精干隐蔽到积蓄力量和恢复组织，经过了一段极其艰苦的历程。
这段时间，孝义是被阎锡山统治的。在当时敌强我弱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孝义党组织遵照上级党委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采取了转入地下，隐蔽活动的方针，县委坚持领导斗争，没有离开孝义。区党委、工委对孝义的领导从来没有中断。县委对基层支部和党员的领导，多数也是没有中断联系的。
地下县委的对敌斗争，贯穿在全部工作的始终，在不同的时期运用了不同的策略和形式。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这段时间，阎锡山军政机关开展“肃伪”，破坏我党的地下组织，对孝义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仅阎锡山的反动组织“流动工作队”就先后抓捕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决死队的人员两千人左右，许多抗日骨干和无辜群众被枪杀、砍头、乱棍打死和坐土窑洞病饿而死。我党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以下办法：转移公开了的领导干部和“红”了的党员，从组织上布置坚持地下斗争，建立地下交通站，开辟地下交通线，恢复和发展了党员，取得了隐蔽斗争的胜利。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这段时间，面对阎锡山施行的“兵农合一”暴政，我们大造舆论，发动群众，群起反抗，迫使敌人的行动有所收敛。一九四三年七月，郭绥远在驿马村召开千人大会，突击征粮，限期交纳，并以扣捕伪装分子进行恐吓。我们乘机发动二十九名村副村长联名告状，揭发郭贪污受贿欺男霸女的劣迹，并组织群众向阎伪高干楚溪春“请愿”，使郭绥远被撤职查办，使突击征粮不了了之。
为了揭露阎伪推行“兵农合一”、“编组分地”暴政，编了许多民歌民谣，印发了不少小传单。例如：“兵农合一好地里长满草”，“三人编组抽一丁，三人哭得泪淋淋，二人哭出粮，一人哭出丁”等等。这样造成了群众舆论，打击了阎锡山反动统治的嚣张气焰。
一九四四年冬至一九四五年夏，针对抗战胜利前夕，阎锡山准备抢夺胜利果实，妄想继续实行反动统治的阴谋，和在“人间地狱”惨酷生活下，孝义人民再无法忍受，无法生存的形势。根据晋西南工委的指示，为了打击日阎反动气焰，切断日阎之间互相勾结的地段，迅速建立了群众武装，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
开始的群众武装，是把从孝义阎锡山统治区逃出来的难民组织了起来，叫孝义难民游击队，难民游击队开始活动比较分散，在孝义的西北地区和东南地区有，在一区、二区也有，他们白天在孝、介、汾边境隐蔽，晚上回县活动，抓俘虏，摸碉堡，打击敌伪区村政权，闹得敌人坐卧不宁。为了使这些分散的游击队，有个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行动，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按照晋西南工委和晋绥七地委的指示，把西北、东南统一编为两支游击队，分别由武高和仝云负责。这些武装部队经常围攻敌人据点，袭击兑镇、孝义城关的敌人，为阻击敌军行动，破坏过文峪河桥梁，火烧过汾河南桥头渡口船只，袭击阎伪区、村公所等政权机构，奇袭孝义王屯村，击毙阎顽区长刘大德；智取孝介封锁线上的碉堡。毙俘敌韩屯村碉堡小队长等十六人，为公开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打下了基础。
因此，可以说，孝义人民的胜利，不是等来的，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区党委、工委、地委的具体领导下，在八路军的极力支持下，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取得的。
五、从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孝义县委建立到一九四八年孝义全境解放，县委领导广大党员和全县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用斗争赢得了翻身解放，真正成了孝义的主人。
县委建立不久，书记兼孝义独立营政委武高带领部队在吕梁军区部队的配合下痛歼驻阳泉曲、四家庄的阎军，打响了向阎伪收复孝义的战斗。接着便先后建立了六个区的人民政权和许多行政村的人民政府、武工队、战斗队。这样，在孝义就形成了敌我两重政权，形成了敌我拉锯式的斗争。
在解放区当时的口号是“扫除据点，摧毁编村，恢复组织，建立政权，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为此，县委遵照上级指示，首先迅速废除阎顽实行的“兵农合一”、“编组份地”暴政，实行“谁种谁收，三七分粮（种地人得七成），地归原主”，开展生产自救掀起了群众性的生产高潮。接着开展“反奸清算”，同欺压百姓的地主恶霸斗争，并紧接着铺开了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是从根本上铲除封建剥削制度，彻底解放生产力。因此，解放区群众欢欣鼓舞，用斗地主、分土地、发展生产踊跃参军参战的成果支援前线。我地方武装从四五年秋到四六年两次攻打兑镇、四次阻击进犯下堡之敌，在同敌进行了数百次战斗中使孝义大片土地很快重见光明。一九四七年一月我晋绥三纵队、太岳四纵队奉命组织了以解放孝义城为重点的围城打援的汾孝战役。县委动员了五千五百余名民工和支前民兵参战、当响导、运弹药、运粮草、救伤员，抢制了百余付云梯，动员了三百多辆驮骡大车，准备了二百多口棺木。第一次解放孝义，消灭敌军一万六千余，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在阎管区，广大人民处在反动“治村”的横征暴敛之下，挣扎在死亡线上。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阎顽孝义县政府推行“三自传训自白转生”暴政，妄图把共产党的活动分子抓尽杀绝。各乡村采用“乱棍打人”的残暴杀人手段，惨害我地下党员、烈属军属和无辜群众七十二人，欠下了一笔又一笔血债。直到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二日孝义城第二次获得解放，平川人民才获得了新生。
孝义解放后，县委又动员全县人民在全面开展土改的同时投入了支援解放晋中和解放太原的战争，成立了支前指挥部（总指挥耿如云，付总指挥冯光），组织了一千余人的支前大队、担架队、运输队和民兵部队。县政府在介休、榆次设立了两个支前粮站，大批粮食、铺板、门扇、木料、草垫等支前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孝义又有五千余名青年参加了解放军。直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县委又动员了全县近百数的领导干部，组建了一套新的县级建制的领导班子，组成了南下工作队，踏上了南下征途，支援了新区工作。孝义人民又为全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节选自党史资料简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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