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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镜海
任镜海原名同堂，河南巩县孝义镇人。年6月14日生。六岁进入乡塾学习五年，十一岁时跟着父亲又学习三年。在这八年期间，所学的东西不外乎是“四书”“五经”、古文、唐诗及诗文、试帖诗之类的东西。此时，家里仅有六亩田地，而人口已增加到了十四人。爷爷是岁贡生，依靠教学来维持生计，父亲为了照顾家里，没有时间教他读书，就让他在家里自学，有时间了再去教他，并教他写作八股文。父亲偏重文学艺术，同时，告诉他处世立身之道，说言为心声，无好品行，不能有好思想，无好思想，不能做好文章。因为家务繁忙，父亲几乎没有时间管他。爷爷假期回家时，给他讲述先贤学术的异同。这样的日子过了六年。他二十岁的时候，考入了县学。
任镜海二十七岁时，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为举人。第二年三月，到开封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有机会与新蔡县的任芝铭、刘粹轩、刘芬佛、刘群士等相识，大家意气相投，都喜求新知识，办新政，相互约定各自回到本地联络有识之士，兴办学校，振兴实业。在一年之内，巩县的神堤更新小学、黑石关蚕桑学校、回郭镇纺沙厂先后成立。男剪发，女放足，种桑植树，逐渐推行。年10月，清政府在北京创设资政院，咨议局在各省进行选举，调查选民资格。县署里设有调查所，任镜海被大家推选为调查长。调查所里有十多个人，都按规矩认真行事。调查结果，凡吸食鸦片者皆剥夺选民资格。这也是按照规矩行事。不料想，守旧派不愿意了，把被剥夺选民资格的人员写在一张名单上，派人送到调查所，找到任镜海，挥舞着拳头威胁说，要求将名单上的人添入选举名册，如不允许就来大闹。当时，任镜海正在写字，闻听此话，将笔丢到案上，冷冷说道，我正想挨打，请他们现在就来。来人悻悻而去后，不愿善摆甘休，又捏造事实，控告到省里，依然没有获得批准。等到任镜海不再管理此事时，县长竟允许他们的请求，将不合格之名添入选举名册。
年元月，任镜海考入河南省师范教堂。当时他已经年过而立。因为他到校迟了一步。监学陶瑞征故意刁难他，称讲室已满，不能上课。任镜海不断申请，一直等到两个月后，才准许上课听讲。在这两个月期间，刘粹轩也在省里，每天来宿舍找他说话。刘粹轩是革命积极分子，对改进教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当时，李敏修是学务公所所长，掌握着全省学务。粹轩但凡有了新的想法，总是先告诉任镜海，然后两人一同去找李敏修。李敏修为人正直，对他们的建议也多有采纳。
当年九月，清廷来文，调取北五省举恭（即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之举人、贡生）到保定高等法政学院学习。保定高等法政学院系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时奏准清廷开办，原计划规模颇大，袁世凯下台后，杨士骧继任总督，迎合清要人意旨，打算停办，可是迫于公论，乃敷衍局面，在藩属内用马口铁覆盖为屋作讲室，让学员自费听讲。见此情形，跟任镜海一块上学的老乡有三个人，另外二人失望而返，只有任镜海留了下来。任镜海之所以要留下来，原因有两个：一是不善讲授，不愿回省学师范；二是河南师范系一年毕业，保定法政系二年毕业，时间较长，可多学些东西。
保定高等法政学院年11月开学，任镜海读到第二年暑假才回开封探视亲友。当时，王静波先生为高等学堂监督（即校长），打算聘任任镜海任该校监学，兼讲历史，教务长胡石青也在一边极力撮合，任镜海便答应了。他上任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觉得不大胜任，勉强维持到了寒假，随后又赴保定要求复学，得到了学务公所所长李敏修的批准，但由乙班降为丙班。任镜海刻苦读书，一直读到三十三岁，以最优等毕业。毕业当年回到开封后，担任法政研究所教习。次年，调项城中学教国文。一年之后，又调到怀庆府师范学堂任监督，此时是年。
当时，直隶总督奏请朝廷将保定法政学堂最优等毕业人员留直隶，作知县补用，清廷照准。在北京的朋友也给他写信，力劝任镜海到省候补。但是，任镜海认为自己不会做官，回信婉言拒绝了。朋友就又来信相邀，请他到北京去。盛情难却，任镜海只好到北京走了一趟，两人见面后，朋友帮他分析利弊，主张他听从直隶总督的调遣。任镜海也认为朋友言之有理，但是心里还是没把握，于是请假到了省里，想打探一下情形再说。那时候，巩县粮商大多云集京师，朋友事先没与他商量，竟筹集了一些款项，办妥了一切手续。随后，才把结果告诉任镜海。任镜海得知情况，不知道是喜还是悲。无奈之下，只好辞去在怀庆师范的职务，然后到保定、天津拜访各位上司。
年，直隶五台（即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联手暗查，调查全省知县政绩优劣，应查的指标有教育、实业、警察、听断、舆论等五项。调查组的成员都是任镜海的法政同学。上面要求恪尽职守，严守秘密，不得与知县见面或暗中通气。
任镜海调查的是河间府十县。为打探到真实情况，他徒步到河间，风餐露宿，晓行夜宿，挨次访问，将所得实况记在随身本子上。十多天便大功告成，回去后顾不得歇息，来不及与家人团聚，认真誊写报告，一条条一件件记录得很详细，誊抄五份，五台衙门各一份。
数日之后，纷纷传言，臬台齐耀林对任镜海的报告大加赞赏。任镜海半信半疑，等见到了臬台齐耀林，才知道是真的。齐耀林忍不住当众将任镜海的文件拿出，逐条评判，说所写的事实明确，论断亦恰如其分，条陈切中时弊，可逐步实行。任镜海并不感到骄傲，他认为自己写的东西平淡无奇，竟被臬台称赞为“此次查报以任某为第一”，由此可见官场里人才匮乏的可怜。从此，齐耀林不断委任任镜海密查差事。年春，齐耀林委托任镜海到永年县清理积案。三个月处理完毕，等到任镜海回省销差时，齐耀林已经升任江苏巡抚去了。此后，再没人指派任镜海一次差事。
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黎元洪首先发难于武昌，炮声一响，全国震动。任镜海在保定得知消息后，乘车南下。到郑州后，遇到同乡刘雪亚，正从开封赶过来，准备到嵩县配合王天纵起义。两人一拍即合，商定第二天一同赶到洛阳研究具体事宜。等任镜海赶到洛阳东关小铺，只有罗飞声一人。罗飞声告诉任镜海，刘雪亚已经赶往嵩县，临走留下话，要他在此等候其他同志，再见机行事。又等了些时日，刘粹轩、杨勉斋、贾巨卿等先后赶到。
河南府知府是启绥，他是旗人出身，防范革命活动甚严，导致任镜海他们开个会议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当时，洛阳城内驻扎有少数陆军，吴古月同志为参谋。吴古月思想进步，经常暗中同任镜海他们往来。任镜海从吴古月那里得知，陆军部队里赞同革命者人数不少，但需要外应，所以也不敢轻易行动。这时收到冉信甫同志从嵩县来的信，信中称：刘雪亚已与王天纵、柴云升等起义头目会面，王天纵、柴云升都表示诚意为国家出力，雪亚让他们听从任镜海的安排，自己则独自西行。
见到这封信后，任镜海大喜过望，感觉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于是一面让冉信甫返回嵩县，令王天纵、柴云升整顿队伍，于十一月十五日前开到洛阳南关，与城内陆军联络，一面由任镜海与贾巨卿一同赶往潼关，计划请张伯英也于十一月十五前进兵洛阳，与陆军、嵩军汇合，预计三面夹攻，收复城池。
主意已定，分头行动。任镜海与贾巨卿立即乘车前往潼关，赶到宜阳（因东西大道有清军驻扎，须绕道宜阳、洛宁、卢氏赴潼），写信邀请赵长荣一部千余人起义。赵长荣回信说，愿听指挥，并要求在韩城少待，即日率队来会。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洛阳有人来送信，声称启绥觉察不少革命党人聚集洛阳，便让属下挨户搜捕，革命党人分散躲避，幸未被捉。这就是说计划失败了，任镜海的心一下子凉了。他思前想后，与贾巨卿商量后，然后写信告诉王天纵、柴云升，让他们不要直接去洛阳，立即率队来潼关，协助张伯英消灭瘦乡、灵宝的清军，大举北伐。
不到两天时间，赵长荣带领队伍全部赶到。任镜海看到赵长荣一脸书生气，言语温和，知书达理，对部队管理也很严格，欣喜之余便与他结拜为兄弟。待赵长荣稍事休息后，一起上路了。赶到卢氏，柴云升、憨玉昆也率队相会。第二天，王天纵也率队赶到。此时，张伯英屡与清军激战，战士伤亡严重，队伍消耗很多，士气也十分低落。这时候，任镜海率领几路队伍赶到，与伯英所部合编为秦豫联军，一时间，声威大振。
王天纵、柴云升、憨玉昆、赵长荣威名远播豫西，敌军闻之，早已在气势上弱了一筹。赵倜统带二十余营毅军，素称善战，此时则弃瘦乡不守，退到灵宝，恃有函谷之险，城池坚固，于城外布置了许多堡垒，打算死守，作缩头乌龟。
革命党人以张伯英为总司令，任镜海与刘粹轩、杨勉斋、刘雪亚、贾巨卿等为参谋，任镜海以从事文告为多。分析双方形势后，革命党人分三路进兵：王天纵为第一路统领，张治公为副统领，从正路出函谷关，围攻灵宝城西面；柴云生为第二路统领，憨玉昆为副统领，由孟村绕至城东；赵长荣为第三路统领，由七里店绕至城南。三路纵队各率本部，将灵宝城团团围住，只有城北是黄河，无须用兵。
战斗打响后，革命党人首先夺取函谷最高峰，俯视城内，了如指掌。任镜海陪同张伯英到前线观察大炮阵地，忽然，敌军大炮连发数弹，落于他们附近约十步左右，幸只炸了两枚，未伤一人。革命军大炮队安装迅速，瞄准敌炮位射击，数发过后，敌炮阵地已经看不到一个人了。革命军收复函谷关，又在三天之内将城外十数个堡垒进行轮番轰炸，直至摧毁。到了第三天夜里，赵倜困守孤城，彼时军心摇动，仓皇从东门逃窜。革命军派王天纵、张治公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渑池，竟不见敌人影踪，他们逃跑之快实在出乎意外。
陆军第六师忽然从东面赶来，用十多尊大炮向革命军猛轰。因来势凶猛，革命军难以抵挡，便退守观音堂，双方僵持数日。正在这个时候，有几个洋人从西安来，见到伯英后，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不如握手言欢，即议和。伯英别无良策，点头应允。第二天，洋人往地方营地赶去。过了一天，陆军第六师师长周符麟派人送信，情愿议和，请革命军派二三个主要人物，与他们的代表一同到张茅谈判。张伯英从前方回来后，得知地方同意议和，忙说：“粹轩已行，勉斋速骑马向前，与粹轩同往议和。”
然而，杨勉斋去了没有多长时间，失急慌忙地回来了，说敌方不是成心议和，趁我们没有防备，大队人马已经冲过来，企图吞并我们。任镜海虽然身体不适正在病中，也只得强忍着病痛，与伯英同行西退。当天晚上，和伯英、王天纵在灵宝县署歇息。在此情况下，任镜海不敢懈怠，建议集合队伍守函谷关。张伯英、王天纵却认为不现实，应该继续退让。任镜海没有办法，只好服从他们的意见。第二天，组织队伍退守到潼关，等待局势变化。过了几天，从小道消息得知，始知北京与武汉和议早定，清室退位，宣布共和，停止内战，恢复秩序，而袁世凯秘不发表，违背和议，暗调大军向我袭击，以雪赵倜败北之耻，周符麟又用诡计取胜，并伐杀革命巨子刘粹轩。事已至此，他们又气又恨却也无可奈何。
战事结束后，陕西革命军编为两个师，张云山为第一师长，张伯英为第二师长，河南在陕西的革命军编一混成旅，刘雪亚为旅长。民国元年（年），河南革命军受河南人欢迎回河南，改编为镇嵩军，刘雪亚为镇嵩军统领，任镜海任参谋兼执法官。随后，在洛阳、嵩县等处剿匪，数十年土匪先后被肃清。当年实行选举，任镜海当选为省议会议员。次年，参加进步党。
年，省议会复选，任镜海当选为省议会副议长。年，国会参议院第一班议员改选，任镜海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当选后，由于国家多难，想干事又干不成事，真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直到年黎元洪总统复职，旧国会复活，任镜海才到参议院就职。可是，曹锟当权，急于当大总统，不听吴佩孚忠告，进行贿选，闹得天昏地暗。任镜海虽没有接受其贿赂，也不能声罪致讨，自愧太无胆力。年，曹锟被逐，段执政上台，这年冬天，任镜海便回了巩县老家。
任镜海老家后面不到百十步就是黄河，有天然之邙山为堤，故村名神堤。村东边洛水从南而来，流入黄河。洛河东为嵩山。所以，神堤村有嵩邙对峙、河洛交流的胜景。任镜海喜欢种植，门前有半亩，全部用来种菜，用洛水灌溉，收获颇丰，足够二十多口人食用。一年后，洛水东移，浇灌不便，自己就打了一口井，谁知水含碱质，不能浇灌用，只好种些庄稼和少量的蔬菜。这样过了二、三年后，友人在本村大王庙办了国学馆，招生数十人，聘请教员三人，请任镜海担任该馆馆长。任镜海自称于国学毫无心得，但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每天给学员讲四书五经。一年后，任镜海的身体每况愈下，只好辞去职务静心疗养。因其儿子从焦作煤矿公司调往安庆工作，他又携家眷到安徽，年才回巩县。
年日寇侵入河北，直至温县、孟县，与巩县仅隔一河，常以大炮射击南岸，有时打到任镜海家附近。村中驻军并不还击。任镜海家的房舍有一半被驻防军所占，时常换防，每次换防，新来军必强迫多让房间，致使任镜海人无屋可住，便于年迁居孝义。
年日寇渡河，巩县全陷。匪军大部驻于孝义，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任镜海让家人躲避到其他地方，自己留在家里。日本兵每天三五人或数十人到家中，先用枪对着他的心口示威，一面翻箱倒柜的搜罗东西。不到一星期，家里已经无物可抢，来搜的渐渐稀少，但他们更凶恶，强横地逼勒着要东西。没有东西给他们，便殴打任镜海。更可恨的是，一个认识中国字的日本兵看见他家门上贴个横幅（是过年时贴的），写的是“还我河山”，他立刻拿起刺刀向任镜海乱戳，幸亏任镜海跑的快，只受了些皮肉之伤。总之，任镜海尝尽了亡国的滋味。
日寇来到巩县后，所有的学校全部停办。看到学生没有学上，整天玩耍，任镜海心里着急，恰巧家对面有一坐闲院子，就决定自办学校。他与孙子任知时和本村的李金旺组织了村里四十多个中学生，他教五、六年级，任知时和李金旺教低年级。日本投降后，这个小学才停办。
任镜海秉性耿直，不畏权贵。日本投降后，巩县参事会三番五次邀请任镜海担任财政委员会主任，任镜海都严词拒绝了。他说，在蒋介石政府下，我不给任何机关办事。另外，巩县财委主任的地位由他的一位朋友担任了三十余年，这位朋友名为好人，实际对工作毫不负责，无论手下会计怎样作弊，他一概装作不知道，其实暗地里收了不少好处，也等于给全县人民无形中加重了负担。任镜海每每提到此事，依然愤恨不已。
由于任镜海知识渊博，为人正直，年5月，77岁高龄的他被聘为河南省文史研究馆为馆员。年11月无疾而终，享年85岁。
任镜海
任镜海原名同堂，河南巩县孝义镇人。年6月14日生。六岁进入乡塾学习五年，十一岁时跟着父亲又学习三年。在这八年期间，所学的东西不外乎是“四书”“五经”、古文、唐诗及诗文、试帖诗之类的东西。此时，家里仅有六亩田地，而人口已增加到十四人。爷爷是岁贡生，依靠教学来维持生计，父亲为了照顾家里，没有时间教他读书，就让他在家里自学，有时间了再去教他，并教他写作八股文。父亲偏重文学艺术，同时，告诉他处世立身之道，说言为心声，无好品行，不能有好思想，无好思想，不能做好文章。因为家务繁忙，父亲几乎没有时间管他。爷爷假期回家时，给他讲述先贤学术的异同。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六年。他二十岁的时候，考入了县学。
任镜海二十七岁时，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成为举人。第二年三月，到开封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有机会与新蔡县的任芝铭、刘粹轩、刘芬佛、刘群士等相识，大家意气相投，都喜求新知识，办新政，相互约定各自回到本地联络有识之士，兴办学校，振兴实业。在一年之内，巩县的神堤更新小学、黑石关蚕桑学校、回郭镇纺沙厂先后成立。男剪发，女放足，种桑植树，逐渐推行。年10月，清政府在北京创设资政院，咨议局在各省进行选举，调查选民资格。县署里设有调查所，任镜海被大家推选为调查长。调查所里有十多个人，都按规矩认真行事。调查结果，凡吸食鸦片者皆剥夺选民资格。这也是按照规矩行事。不料想，守旧派不愿意了，把被剥夺选民资格的人员写在一张名单上，派人送到调查所，找到任镜海，挥舞着拳头威胁说，要求将名单上的人添入选举名册，如不允许就来大闹。当时，任镜海正在写字，闻听此话，将笔丢到案上，冷冷说道，我正想挨打，请他们现在就来。来人悻悻而去后，不愿善摆甘休，又捏造事实，控告到省里，依然没有获得批准。等到任镜海不再管理此事时，县长竟允许他们的请求，将不合格之名添入选举名册。
年元月，任镜海考入河南省师范教堂。当时他已经年过而立。因为他到校迟了一步。监学陶瑞征故意刁难他，称讲室已满，不能上课。任镜海不断申请，一直等到两个月后，才准许上课听讲。在这两个月期间，刘粹轩也在省里，每天来宿舍找他说话。刘粹轩是革命积极分子，对改进教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当时，李敏修是学务公所所长，掌握着全省学务。粹轩但凡有了新的想法，总是先告诉任镜海，然后两人一同去找李敏修。李敏修为人正直，对他们的建议也多有采纳。
是年九月，清廷来文，调取北五省举恭（即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之举人、贡生）到保定高等法政学院学习。保定高等法政学院系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时奏准清廷开办，原计划规模颇大，袁世凯下台后，杨士骧继任总督，迎合清要人意旨，打算停办，可是迫于公论，乃敷衍局面，在藩属内用马口铁覆盖为屋作讲室，让学员自费听讲。见此情形，跟任镜海一块上学的老乡有三个人，另外二人失望而返，只有任镜海留了下来。任镜海之所以要留下来，原因有两个：一是不善讲授，不愿回省学师范；二是河南师范系一年毕业，保定法政系二年毕业，时间较长，可多学些东西。
保定高等法政学院年11月开学，任镜海读到第二年暑假才回开封探视亲友。当时，王静波先生为高等学堂监督（即校长），打算聘任任镜海任该校监学，兼讲历史，教务长胡石青也在一边极力撮合，任镜海便答应了。他上任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觉得不大胜任，勉强维持到了寒假，随后又赴保定要求复学，得到了学务公所所长李敏修的批准，但由乙班降为丙班。任镜海一直读到三十三岁，以最优等毕业。
是年秋季回开封，任法政研究所教习。三十四岁，调项城中学教国文。三十五岁，调任怀庆府师范学堂监督。是年为公元一九一0年，直隶总督奏请将保定法政学堂最优等毕业人员留直隶，以知县补用，清廷照准，友人由京来函，力劝到省候补，我以不会做官，复函辞谢，既而又来函相邀，到京一谈，词甚恳切，遂请假赴都。至则巩县粮商多集京师，友人不谋于我，竟醵资代办引见领凭一切手续，诸事具备，乃以语我。我闻此，不知是感是怨。不得已，辞去怀庆师范之职，赴津、保谒诸上司。三十六岁，为公元一九一一年，直隶五台（即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会委密查，查全省知县政绩优劣，所派委员全系我法政同学。我所查的是河间府十县。应查的指标有五，即教育、实业、警察、听断、舆论五项。要求严守秘密，不得与知县会面或通声气。我步行到河间，挨次访问，将所得实况记于小册内。十余日竣事，回省誊写报告，附以条陈六事，五台衙门各呈一份。数日之后，纷传“任某的报告大为臬台所称赞。”及见臬台（齐耀林），果得了不虞之誉，当众将我的文件拿出，逐条评判，谓所举各县事实皆明确，论断亦恰如其分，条陈切中时弊，可逐步实行。这真是我意外的知遇。我自觉所写的东西殊平平无奇，竟被齐臬称为“此次查报以任某为第一”，足征官场中人才缺乏的可怜。从此，齐臬不断委我以密查差事。一九一二年春，齐委我赴永年县清理积案，三个月竣事，回省销差日，齐升江苏巡抚以去，此后即无人派我一次差事。
是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黎元洪首先发难于武昌，炮声一响，全国震动。我在保定闻讯，乘车南下。到郑州，恰值与我村之人刘雪亚由汴西行，拟赴嵩县运动王天纵等起义。商定次日同到洛阳会议。及我至洛，则仅罗飞声一人寓于东关小铺，雪亚已赴嵩，留言嘱我在洛候集同志，相机进行。数日间，刘粹轩、杨勉斋、贾巨卿等先后至。河南府知府启绥为旗人，防范革命甚严，我辈会议无定所。城内驻少数陆军，吴古月同志为参谋，时相往来，军中赞同革命者甚多，但因部分不大，不敢轻举。需要外应。适冉信甫同志由嵩县来信，言雪亚已与王天纵、柴云升等会面，伊等皆表示诚意为国家出力，雪亚嘱令听候洛阳同志指示进取，而单人西行。在洛同志拟定：一面令冉信甫回嵩，令王、柴等整队，于十一月十五日前开到洛阳南关，与城内陆军联络，一面由我与贾巨卿同赴潼关，约张伯英亦于十一月十五前进兵洛阳，与陆军、嵩军汇合收复城池，预计三面夹攻，无不成功。我与巨卿即日西进，至宜阳（因东西大道有清军驻扎，须绕道宜阳、洛宁、卢氏赴潼），函约赵长荣一部千余人起义，赵即复函愿听指挥，并要求在韩城少待，即日率队来会。于是到韩稍停，而洛来人，报称：启绥觉察党人集洛甚多，挨户搜捕，同人星散，幸未被捉。原来计划完全失败。我与巨卿商定，函告王、柴，不必赴洛，即率队来潼，协助张伯英消灭瘦乡、灵宝之清军，大举北伐。不二日，赵长荣全部到。与赵相见，人颇秀气，服从善言，约束军队甚严。遂与约为兄弟。同行至卢氏，柴云升、憨玉昆亦率队相会。共至潼关，与伯英相见。次日，王天纵亦到。是时，伯英屡与清军激战，队伍消耗甚多。河南民军到达，与伯英所部合编为秦豫联军，声威大振。王、柴、憨、赵威名素播豫西，敌军闻之，早已夺气。赵倜统带二十余营毅军，素称善哉，此时则弃瘦乡不守，退之灵宝，恃有函谷之险，城池坚固，于城外布置了而许多堡垒，为死守之计。我军以张伯英为总司令，我与刘粹轩、杨勉斋、刘雪亚、贾巨卿皆为参谋，而我以从事文告为多。分三路进兵：王天纵为第一路统领，张治公副之，从正路出函谷关，围灵宝城西面；柴云生为第二路统领，憨玉昆副之，由孟村绕至城东；赵长荣为第三路统领，由七里店绕至城南，各率本部，将灵宝城团团围住，惟城北系黄河，无须用兵。开始进攻时，我军首先夺取函谷最高峰，俯视城内，了如指掌。我同伯英往视大炮阵地，敌军大炮连发数弹，落于我们附近约十步左右，幸只炸了两枚，未伤一人，而我大炮队安装迅速，瞄准敌炮位射击，不数发而敌炮阵地已不见一人。我军既克复函谷关，又将城外十数个堡垒于三日内昼夜不停的攻击，节节摧毁。第三日夜，赵倜困守孤城，军心摇动，仓皇由东门逃窜。我军派王天纵、张治公追击，直至渑池，不见敌踪，敌人败奔之速出意外。乃整个陆军第六师忽从东来，以十余尊大炮向我军猛轰。我军退守观音堂，相持数日。有数洋人自西安来，东兴经过陕州，见伯英，建和议，伯英可之。次日，洋人东去。又一日，第六师师长周符麟遣人送信，述洋人之言，情愿议和，请我方派二三要人，与彼方所派人同到张茅谈判。伯英从前方回，急促的谓：“粹轩已行，勉斋速骑马向前，与粹轩同往议和。”乃勉斋去不多时，失色而归，谓敌用诈谋，乘我不备，大队全冲过来了。我在病中，只得力疾乘马，与伯英同行西退。是晚，与伯英、王天纵宿于灵宝县署。与天纵商，拟集合队伍守函谷关，天纵以为不可能。次日复西退，至潼关始止。又数日，始知北京与武汉和议早定，清室退位，宣布共和，停止内战，恢复秩序，而袁世凯秘不发表，违背和议，暗调大军向我袭击，以雪赵倜败北之耻，周符麟又用诡计取胜，并伐杀我革命巨子刘粹轩，殊堪痛恨！
战事结束，陕西革命军编为两师，张云山为第一师长，张伯英为第二师长，河南在陕革命军编一混成旅，刘雪亚为旅长。民国元年，即公元一九一二年，河南革命军受河南人欢迎回河南，改编为镇嵩军，刘雪亚为镇嵩军统领，我任参谋兼执法官，在洛阳、嵩县等处剿匪，数十年土匪出没之巢穴为之肃清。是年实行选举，我当选为省议会议员。次年，参加进步党。同年，省议会复选，我当选为省议会副议长。一九一七年，国会参议院第一班议员改选，我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当选后，国家多故，至一九二一年黎总统复职，旧国会复活，我始于是年到参议院就职。曹锟当权，急于当大总统，不听吴佩孚忠告，进行贿选，闹得天昏地暗。我虽不受其贿，而不能声罪致讨，自愧太无胆力。一九二四年，曹锟被逐，段执政上台，于是游魂式的国会从此长逝，我即于是年冬回巩县老家。
我家舍后百余步即黄河，而有天然之邙山为堤，故村名神堤。村东洛水自南来，入于黄河。洛河之东为嵩山。故我村有嵩邙对峙、河洛交流之胜。我性喜种植，门前地半亩，以之种菜，用洛水灌溉，菜颇丰茂，足够二十余口人食用。年余，洛流东移，渐远，不可利用，掘井，水含碱质，浇物辄死。乃于稍远处课地半亩，半种谷半种菜。如此约二、三年，友人办一国学馆，即设于本村大王庙，招生数十，聘教员三人，强我担任该馆馆长。我于国学毫无心得，而义不容辞，每日兼讲《诗经》一个钟头，亦不过参考旧说详为解释，并无新的发明。年余，病甚严重，我子在焦作煤矿公司任副科长，往依之疗养，渐愈。次年，我子调安庆工作，我又携眷到皖，借以游九华山、黄山、南京、上海、西湖诸名胜。
一九三六年回巩。次年，日寇侵入河北，直至温、孟，与巩仅隔一河，常以大炮射击南岸，我家左右时落炮弹。村中驻军并不还击。我家房舍半为驻防军所占，时常换防，每次换防，新来军必强迫多让房间，致使家口无屋可住。村中遍筑炮楼，皆用民工；有时令将才筑好的炮楼拆去，易地重修。我因家中不能安居，于一九四三年迁居孝义。不意一九四四年日寇渡河，巩县全陷。匪军大部驻于孝义，奸淫抢掠无所不至。我家眷口避于他处，独我一人在家，倭匪每日三五成群或数十人一起来到家中，先以数人用枪对我心口示威，一面翻箱倒柜的搜罗东西。五日后，无物可抢，来搜的渐渐稀少，但此少数人更凶恶强横的逼勒着要东西，不遂，则殴打立施，更可恶的是一个识字日寇看见我二门上贴个横幅（是过年时贴的），写得是“还我河山”，他立刻拿起刺刀向我乱戳，幸我跑的快，未受大伤，亡国之滋味如此。是年学校皆停办，与三孙知时同李金旺邀集村中学生四十余人，在我对门闲院中，我教五、六年纪，彼二人教低级。至次年日本投降而止。
日本投降后，县参事会（按：原文如此）议长张某遣人送信，传达县长的话，请我担任财政委员会主任，我复函以简词谢绝；次日，又派与我素识之旧友二人前来劝架，并说明“借重名望”，只要就职时到城内一次，以后不欲进城，即终年在家亦可，办事自有人负责。恰好二人来时我不在家，及归，见其留字如此，乃以更坚决不能应命之词答之。我不就之原因主要由二：（一）蒋政府之下，任何机关不与之为缘；（二）巩县财委主任之地位，三十余年来皆由我之老友担任名义，名为好人而毫不负责，会计作弊如何之大，皆故作不知，是个人享虚名（多数称为“好人”）、受实惠（薪金馈赠之类），而贻全县人民无形加重之负担，我每提起此事而深恨之，安能蹈其覆辙。
一九四九年春，我解放军陈赓同志的部队由洛阳不到一天的工夫开到巩县孝义镇，孝义以西完全解放。其司令部高级长官皆住在我家。村中家家队伍满院，而秩序井然不乱。政治主任胡先生、事务主任王先生皆蔼然可亲，而胡先生尤多与我接谈，予我印象甚深。停了三日，临去，遗报纸多份，握手殷殷而别。解放后，一九五三年五月，任芝铭同志介绍我入河南省文史研究馆为馆员。深愿追随着领导，为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竭尽残余力量，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