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桂林王敏地圖空間與地名政治清刊本

地图空间与地名政治

——清刊本《福建省会城市全图》研究

罗桂林王敏

[摘要]

地图是人们认知地理现实世界的重要工具,是以各种“叙述”手段营造“空间想象”的中介,它既影响着人们的空间认知,其表达方式也受制于当时的地理认知结构。清刊本《福建省会城市全图》的生产、流通和使用,就体现了地图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该图绘制的原初目的,是便利保甲制度的推行,但在刊印过程中却被简化甚至廉价出售,于是关于福州城市的空间想象也逐步向社会传播。《全图》重点登载官府衙署、军事设施、礼仪文教场所等地理信息,目的不是完整地呈现城市原貌,而是为了突显其政治属性,反映出绘图者高度的价值倾向,这种空间认知模式也影响了时人对城市的理解。《全图》的地理表述既受到主流价值的主导,同样也受制于民众的空间认知结构,这主要体现于《全图》的地名表述方面。《全图》对源自民间的各种“土名”,尽管采取了“视而不见”“掩盖”或“一地二名”等方式,试图对草根社会的空间观进行“改造”或“收编”,但是仍有一些“土名”能突破这些筛选,而在地图中得以呈现,有时甚至取代了官方标准地名的位置,构成“自下而上”地影响地图空间表述的力量。

[关键词]

福建省会城市全图;版本;流通;空间想象;地名政治

一、引言

地图是对“地理现实世界的表现或抽象”,是“以视觉的、数字的或触觉的方式表现地理信息的工具”。专业人员通过比例尺、方向、图例和注记等“基本元素”,将现实世界中的自然与社会地理信息进行标注、抽象和归纳,“空间”由此变成了阅图者可以感知的“地方”。人们通过地图的“中介”,“运用它或通过它,引导或获得对世界的理解。”地图都是在特定的目的下制作出来的,各有相应的绘图方式和不同的“叙述”特征,呈现出各具特色的空间世界。

我国有悠久的地图绘制传统,传世地图数量众多、类型丰富。这些地图是时人抽象和归纳地理空间的重要方式,具有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对传世地图展开深入的分析,既可发掘地图的文献内涵,也能探讨地图与权力的交互机制。

中国地图史研究经几代人的耕耘,已形成丰厚的学术积累。学术界在重要传世地图、著名制图大师、“科学的”绘图法等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如对战国中山王墓《兆域图》、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东汉新繁画像砖《市井图》、《华夷图》、《禹迹图》、北宋《九域守令图》、南宋《平江图》、《广舆图》、《皇舆全览图》等重要地图,都有深入的讨论,对著名的制图家及“制图六法”、西方绘图技术对中国绘图传统的影响、中国近代“相对准确”的地图技术等,也都有重要的研究。李约瑟(JosephNeedham)在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中,还专章研究中国古代地图学,认为中国“科学的制图学”由秦汉时期“起源”,至元明时代已“登峰造极”。

总的来看,以往的地图史研究主流是以地理学、测绘学为理论依据,研究焦点是地图绘制法,研究主旨是探讨中国地图史“科学的”演进序列。至于那些不符合“科学”标准的地图,则往往无缘进入考察的视野。著名地图史家王庸注意到,“内容既甚粗疏”,“图画甚略而记注甚多”的地图,却可能是“中国古来一般地图的传统情况”。余定国(CordellD.K.Yee)进而指出,在中国传统地图的研究中以“数学意义上的测绘”和“科学的”“定量方法”作为标准,可能存在严重的“缺陷”,必须“修正中国传统地图观念”,对中国传统地图进行“重新解释”。他认为,中国传统地图应放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进行考察,从“人文学科”的视角出发,对地图涉及的“客观性”、“主观性”和“展示性”进行综合考量,尤其需要对中国传统地图“表示权力、责任和感情”的面像展开深入分析。

近年来社会文化史或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为“重新解释”中国地图史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向。地图作为文本,并非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它还承载着重要的政治文化使命,渗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对地图与权力的关系进行发掘,无疑将深化对地图的认识。例如,范德(EdwardL.Farmer)从帝国权力与文化建构的角度,对明代方志地图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做了诠释,认为方志提供的地方图景,为学者和官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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